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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仆的正气
——记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
2014-12-18 16:35     (点击数)

走一条过硬的路

夜色吞没了高黎贡山,小车疾驶。深夜,一年到头在下边奔跑的杨善洲归来了。他推开房门,开亮电灯。这是一间1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,室内有一张板床,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,再加上一台收音机,这就是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当。     

杨善洲从包里取出一封信。“爸爸,您今年已经好长好长时间没回来了,奶奶近日病重……”     

他安排好工作。第二天一早,来到保山汽车客运站,排在买票的队伍中。售票员笑他:“地委书记怎么总来挤大车,瞧,只有这最后一排的位子了!”对杨善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,三十年来,他回家从未坐过公家的车子。     

下车后,杨善洲脚蹬解放鞋,踏上了山乡的小径。他翻过一座山梁,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家。1979年前这里是间草房,爱人和孩子都希望他能让生产队帮盖一间瓦房,杨善洲回信说:“其他社员不也一样吗?”一直到社员们都盖上了瓦房,他全家才搬进了新居。     

1964年,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,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人口,他谢绝了;1978年,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,地、师级干部,家在农村的爱人、母亲、不满十六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人口。当时,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,都符合进城的条件。当组织部门将他家“农转非农业人口”的报告打上去时,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。他说:“身为领导干部,我应该带个好头。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,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新农村。”现在,全家11口人中仍然只有他一人是城市人口。     

杨善洲这次回家还带来一包玉米良种给妻子,妻子嗔怪他说:“你还能想到家呀!”杨善洲说:“不想是假的,工作忙是真的。”“这次在昆明开会,省委领导又提出把你接到城里照顾我,你说呢?算了吧。”张玉珍点点头。     

杨善洲端上一碗熬好的中药,轻轻地走到母亲的病榻前: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老人呜咽着,紧紧拉着儿子的手。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,杨善洲的心一阵颤抖。自从父亲因病去世后,母亲就艰难地拉扯着杨善洲在苦水中泡大。解放了,母亲多么想儿子留在身边一起过日子呀。可是,三十多年来,杨善洲成天忙于工作,很少回家,一年半载回去一次,最长也不过三天,他对老人说:“不是儿子心肠硬,只因您的儿子是人民的干部。”     

第二天,杨善洲沿着家门前的小路走了。本来,他是可以从这条小路上,把母亲、爱人和孩子接进城里的,可他认为自己永远没有这个权力。     

今年盛夏的一天,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,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睁得大大的眼睛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,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。杨善洲过来拍拍女儿的肩头说:“别难过,好好学习,有了真本领,到什么地方都能为国家作贡献。”女儿可怜巴巴地问:“爸爸,要是明年还考不上,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?”杨善洲紧锁眉头,严肃地看着女儿:“不行!我没这个权力。你明年考不上就回家务农。再有四、五年,我退休跟你们一起回乡务农。”     

谁不爱自己的子女,但是怎样才算真正的爱呢?杨善洲有自己严格的家规。他常说:“孩子的路,靠他们自己走。”他的三个女儿吃、穿、用、住,从未超过一般群众的水平,从未沾他的光白看过一场电影,看病时从未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,从未坐过他的小车,从未打着他的招牌办过什么事……     

当地干部对老杨心服口服,他们说:“善洲同志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自己,他走的是一条过硬的路。”     

没有钥匙的铁锁

去年初秋的一天,一位转业干部打听到杨善洲到了板桥公社,便紧追上来。这位转业干部和地委书记是老相识,就对杨善洲说:“请您帮我想想办法,分配在城区工作。”杨善洲惊讶地说:“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,而是个人利益!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,你应该去报到,以后有什么困难再研究。”     

从公社返回地委的路上,杨善洲对秘书说:“地委是党的机关,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,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。”     

杨善洲回到地委机关,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久等:“大哥,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,把我爱人、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!只求你这么一次。”杨善洲笑了:“唉,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,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……”他对这位亲戚说:“我手中是有权,但它是党和人民的,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。”多少年来,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,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,没打过一个“后门”电话。他不但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堤防,而且还勇于堵塞社会上的洞穴。     

一次,杨善洲听到有人反映: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,把在锅炉厂当工人的儿子调到他所在的机关去了。杨善洲心里顿时火辣辣的。他找到这位干部说:“你是共产党员,又是老干部,怎么能这样做呢?!我们要给下一辈子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?我们要给人民群众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……”语重心长的促膝谈心,使这位干部羞愧地说:“我一定把儿子退回原单位去!”这位青工回到厂里后,工作和学习都进步很大。大家高兴地说:“我们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。”后来,杨善洲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这位干部:“我们党的干部犯了错误,要知错就改,像这位老干部接受批评,不仅退回了自己的儿子,也把头脑中的肮脏思想清扫了出去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”     

党风正不正,关键在领导。由于保山地委一班人勇于坚持党性,抵制不正之风。民风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今年地区师专和师范学校近五百名毕业生全部服从分配方案,没有一人找后门。最近地区招考干部380名,也没有一人靠关系当上干部。     

杨善洲的前门总是敞开着的。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,家中比较困难。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上提出:“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,我们要主动关心他,尽快解决他的困难。不光是他,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。”抵制不正之风,杨善洲是那样的无私无畏,关心群众的疾苦,他又是那样的体贴入微。群众开着玩笑说:“杨善洲同志‘后门’上的那把铁锁是没有钥匙的,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。”     

播撒幸福的种子

荒芜的田野,通往龙陵县安定公社的便道上,杨善洲带领地委和县委的6个干部,正艰难地跋涉。他们要到全地区不通公路的安定公社去搞调查。杨善洲拄着拐杖走着,突然颤巍巍地向前挪动了几步,用拐杖顶压着胃部,黄豆般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。啊,是他曾出过血的胃又犯病了。他顺手从路边找了一株草药,皱着双眉咀嚼起来。     

傍晚,边疆绮丽的晚霞早已缠绕在光秃的山峦上。杨善洲和干部们来到一幢破旧的茅舍前,一位衣衫破旧的农民把他们引进屋里。一张用竹杆捆扎的床,上面铺了一床旧草席,火塘旁堆放着一堆粗瓷碗。杨善洲把手伸进一个破瓦罐里,抓起来的是一把干瘪的玉米粒。杨善洲走到主人的面前:“老乡,对不起。我没当好这个地委书记……”杨善洲拉着老农的手说:“我们带着党中央的精神来了,现在党中央让你们富,靠劳动的双手致富,越富越光荣!”     

当夜,杨善洲组织召开了公社干部大会,说:“我得先做检查。你们这里山是荒着的,地是闲着的,人的肚子是饿着的,袋子里是空着的,我没尽到责任……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去帮助父老兄妹铲除贫穷的根子,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……”     

第二天,杨善洲带着干部们又到公社的山山岭岭去调查访问。他们连续走了三天。一路上,老杨和干部们说:“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,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,只要还有贫穷和落后,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。”     

保山地区位于云南省西部,地处横断山脉的南端,大部分地区沟壑纵横,山高谷深,也有一些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地区。为了研究亚热带地区农业的发展,一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。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,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,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。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,摸着咖啡树说:“过去,我也没顶住‘左’的妖风……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,是条致富的出路。”     

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底。杨善洲又说:“你家6口人,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平均300多元,再加上其它经济收入,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!好啊,你这个典型该快快推广。”看到杨善洲放手让群众搞多种经营,为他捏把汗的人说:“还是慢慢来,搞四平八稳的事不会吃亏,书记的位置才坐得稳。”杨善洲回答:“群众思变,群众想富,我们还能再拖后腿吗?如果想什么吃亏、乌纱帽之类的事,那决不是共产党的干部。”     

杨善洲为改变本地区的面貌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,帮助家乡生产队购买良种、肥料、水牛等。他听说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组,没有生产基金,就马上送去了800元。有些人感到吃惊:“杨善洲这样埋头苦干和无私捐献图个啥?”杨善洲说:“我们共产党人就要象鲁迅说的那样,吃的是草,挤出的是奶,输出的是血!”杨善洲带领地委一班人勤勤恳恳地工作,使保山地区变化很大。1976年来,全地区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%,1981年人均占有粮食750斤,社员口粮分配与1976年相比,增长36%,油料总产量5年内增长1.79倍。     

夜,静悄悄。还是在地委大院的那间小屋里,杨善洲正专心学习。突然一阵头昏眼花,他的低血糖病又发作了。这是今年9月10日发生的事。医生劝他好好疗养一下,杨善洲笑而不答。第二天清晨,杨善洲抓起竹叶帽,钻进一辆吉普车,向着又一个亟待解决问题的山乡驰去……     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中国青年报 杨宏 1982年10月     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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